这是一部不容易看的剧集，却是近期最值得一看的华语剧：一名20岁的印尼籍外聘渔工，于某日夜间，前往雇主船长的住处。两人聊了一阵之后，他趁船长转身打电话的工夫，突然拿出事先准备的生鱼片刀，由后刺进船长的背部，又砍杀头部、颈部、胸部…致使船长当场死亡。船长妻子闻声从卧室出来，杀红了眼的凶徒，又将刀刺入女主人的胸膛…连杀两人之后，他突然听到卧室内传出两岁女孩的哭声，遂进入卧室，强行将女孩拖行至浴室，将其头部按压至水桶内，直至溺毙…行凶后，他并未逃走，很快被及时赶到的警方逮捕归案。有证人说，这个凶手平时干活就不行，被船长数落过几次，因此怀恨在心，行凶就是为了报复。而在更多民众看来，一个外国人，杀本地人全家，连两岁的小孩都不放过，太残忍了！千刀万剐，死不足惜！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无力请律师，法庭会指派一名律师，为被告辩护，这就是公设辩护人。别人都劝他：早点判死刑，让逝者安息，辩护什么的，走个过场就行了。可佟宝驹和他的团队，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案件并不简单。比如，被告只会印尼方言，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就连他的名字阿布杜尔，大家都读不准。但他居然已经通过了精神鉴定，被证明行凶时神志清醒，有行为能力…比如，此前法院找了一个翻译，但问题是，这名翻译是涉外劳工中介机构推荐的，和船公司来往密切，似乎与死者一方有利益勾连…再比如，被告连杀两人后，为什么还要将两岁女孩溺死，直接用刀不是更快吗？被告说，溺死女孩是怕她吵到邻居，可事后他并未逃走，这合理吗？佟宝驹还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合理怀疑，将一步步揭露隐秘的真相…导演唐福睿，也是原著小说的作者，曾是执业律师，后来跨行写影视小说，一炮而红。打开这部剧之前，我担心它复杂难懂，像片名中的“八尺门”，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这是台湾原住民阿美族人的聚集地。佟宝驹和死去的船长，都是阿美族人，祖祖辈辈靠捕鱼为业，而这对很多内地观众而言，非常陌生。还有，我们可能看港剧知道有菲佣，却不太知道，台湾有不少印尼籍的劳工，更对他们的生存状况缺乏认知…剧集还常常是国语、台语、阿美语、印尼方言交汇进行…但它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晦涩深奥，这可能是因为，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底层老百姓的处境，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部剧借由一起海滨命案，牵扯出台湾社会体系，特别是司法系统的种种矛盾。朴素的道德观告诉我们，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死刑是对犯罪的震慑。但法律发展了这么多年，观念在更新迭代，目前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宣布废除死刑。剧中提到，支持废死的最大理由，是因为无法完全排除误判。生命无法按下恢复键，死刑的特殊性在于，无法纠正错误。但反对的一方则觉得，所有的案件都可能误判，生命不能恢复，青春也无法回头啊，是不是有期徒刑也要废除？还有，被杀死的人怎么办，他们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了…废死联盟曾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台湾民众有85%的人支持死刑。但讽刺的是，也就是这个调查显示，70%的人对司法公平性缺乏信心，75%的人认为台湾法律只保障有权有势的人，80%的人认为，穷人比有钱人更容易被判死刑…民众全力支持的东西，可能随时反过来，将矛头对准自己。这本应该是司法系统每个环节都符合规范，每个人都尽了全力，却依然不可避免的失误。但剧中给我们呈现的，却是司法系统漏洞百出，误判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当你无权又没钱的时候…佟宝驹怀疑，被告可能有自闭症，通常这类障碍的确认，需要两三周的时间，还要跟他周围的亲友会谈…彻底调查，得去印尼，法院根本不愿意掏这个钱，因为这么做会被纳税人骂：为什么不把钱花在更重要的地方？即，你知道怎样做才是正义，但正义的代价太高，最省事的做法就是放弃。而精神鉴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前文提到的，不靠谱翻译的转述。鉴定人员丝毫没有怀疑翻译的公正性，因为法律不要求他们去质疑。你会发现，有时候，一个独立的人能够判断和质疑的东西，当它被置于某个制度框架之下，就变成只需要跟程序走，无需质疑，甚至不容质疑。制度，限制了人的思考，同时也让人轻易地免责，以至于当它本身荒谬的时候，没人能指出来。而即使鉴定过程有争议，要申请重新鉴定，也非常困难。第二次鉴定，只有法官和检察官有权申请，这意味着，他们要承认第一次鉴定是错的，相当于打自己的脸，他们才不愿意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制度限制了权力，但如果缺少监管机制，制度就无法被顺利地执行。这部剧的观感并不轻松，很多时候，多方利益交织、牵扯，你会在这些矛盾里反复横跳…剧情也不会让人爽，伸张正义、争取公平，似乎始终遥不可及，主角没有光环，个体的力量那么微弱…原来，在一个出了问题的司法体系里，理想主义者会特别不舒服。越是有良知，越会觉得难受…身处其中，个体能进行的反抗，“不是拒绝合作，而是拒绝同化”，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原来，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我们最后的保障，让我们得到某种公平。但现实是，法律是权衡和妥协的产物，它常常不保护弱势群体。正如佟宝驹在法庭上控诉的：杀人当然不是无罪，但在台湾司法系统里，“死刑”却是运气问题。你得足够幸运，不是出生在底层，不是一个外来的受歧视的务工者，不用被迫忍受不公平的待遇…一起海滨命案，恰好碰上了法务部推行“废死”政策的关键期…政客们并不关心一个外来劳工，曾经经受了多少痛苦：他在海上被迫超时工作，被扣押护照，限制人身自由，他饮食不足，被暴力殴打，甚至随时丢掉性命…阿布杜尔有自闭症，行为刻板，他曾被船长强摁在水里憋气，船长对人说：2分钟，死不了。那天晚上，他听到船长女儿哭，就用同样的方式，让女孩收声。政客们也不关心，对他的审判是否合乎程序正义：他被另一种语言审判，找不到证人证明自己，身体有缺陷却没人愿意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政客们在意的是，要死的话，得死在合适的时机，能够激发民情舆论。为了宏大的目标，可以不在乎个体的死活，政治可以杀人…在死刑执行前，法务部已经拿到了新的证据：行凶时，他尚不满十八岁，不应该判死刑。之前采用的护照上的年龄，是他为了能早点出来打工虚报的。“不杀，就不能阻止继续杀。如果必须要杀，就要杀在最好的时刻。”死刑之后，民众很快获知，阿布杜尔的死是一场司法误判，“废死”的支持率立刻飙升…此外，它让我再次深深感受到，这些年，台剧已经甩开我们很远了。好的作品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土壤，分明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比我们有更深更远的讨论，他们的编剧受到启发，才创造出这些生动而深刻的故事。因为关心教育问题，所以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因为在意法律的公正公平，所以有《我们与恶的距离》…它需要一个更开放包容的舆论环境，让不同的人群之间，能够充分深入的交流碰撞。当官的能说，环卫工人也能说，富豪能说，做小买卖的也能说…被欺负的底层老百姓，被歧视的同性群体，被性骚扰的女性们，不会被消音，不会被删帖…什么时候，当一个社会“什么都可以讨论”，也就不用在乎影视作品“敢不敢拍”了。为这部敢拍敢说的好作品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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