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多月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当局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据联合国统计,伊朗安全部队已逮捕了至少1.4万人。时不时就有知名的伊朗演员、导演被封杀、判刑、驱逐的消息传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管制如此严苛,伊朗电影却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今年戛纳电影节,伊朗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更是凭《圣蛛》击败汤唯摘得影后桂冠。《小鞋子》或许是大部分中国观众看过的第一部伊朗电影。1999年在美国上映时,创下伊朗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但荒诞的是,因为发力过猛,哥哥成了第一个冲过线的。影片结尾,赢得冠军的哥哥,因为错失季军奖品而悲伤落泪。它远远超出了兄妹情,更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照拂。片中,兄妹俩其实一开始就找到了丢失的鞋子,它被一个小姑娘穿着。相比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般的狂轰乱炸,此片如一阵微风,不够浓重,却能触碰到人们最纤细敏感的神经。可以说是80年代中期之后,伊朗电影新浪潮时期作品的整体风格。新浪潮主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出的「村庄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生生长流》)中,这种美学风格已经相当成熟。亦是以平实的影像、淳朴的情感,呈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但这与其说是创作者自觉的选择,不如说是因势而动、软性抗争的结果。由于伊朗政教合一的国情,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亵渎神灵」的存在。尤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电影生产一度中断,很多电影人因「腐蚀公众罪」遭起诉,政府下令审查所有以前公映过的影片,90%的作品(约2000部)被禁演。也因此,早期大部分本土电影几乎看不到先锋的技术和理念。除了禁止常规的暴力、血腥画面外,对女演员要求尤为严苛。《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男女主拍爱情戏也要谨慎地保持距离,目光都不敢相触。阿巴斯说,在不那么政治性的电影里也可以实现政治的表达。
他们借孩子纯真的视角,隐曲地呈现社会的苦难,呼唤人心良知。就像《小鞋子》中,孩子澄澈的目光和家中惨淡的光景形成刺眼的对照。《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等很多伊朗儿童电影中都有类似的画面。但为什么直到1997年这部《小鞋子》才让伊朗儿童电影真正进入国际视野?伊朗电影有两次发展期,第一次是1982年,伊朗政局稳定后,为发展经济,鼓励本土文化发展。设立了法拉比电影基金会,为电影创作提供资金援助,审查也开始放宽。但宗教限制依然严格,儿童、青少年题材也就成了基金会主要扶持的电影类型。全球化的刺激下,伊朗政府再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了极端审查规定,解禁了外国进口片,还倾资支持年轻导演出国学习。在这一背景下,美学风格已经臻至成熟的儿童电影《小鞋子》,水到渠成地打开了伊朗电影走向世界的大门。同年,其实还有一部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虽没有市场的巨大反响,但却在艺术一极同样将伊朗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走出闭塞的环境后,与世界的沟通、对话成了伊朗电影即将面临的新挑战。《一次别离》则让伊朗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真正获得了一席之地。2011年,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斩获金熊奖、影帝、影后三项大奖。次年又打败张艺谋耗资6亿的野心之作《金陵十三钗》,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是直接戳破宗教与世俗人性的冲突,影射了伊朗等级分明的社会现状,更涉及移民、离婚等在伊朗仍是禁忌的话题。男主与妻子分居后,家中患阿茨海默症的老人无人照顾。男主大怒,认定护工每天都将父亲绑起来后出门忙自己的事。实际上两方都有问题,男主雇佣孕妇,护工自己流产却想骗男主的赔偿金。2009年伊朗大选后,伊朗与西方因导弹计划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局面。这部影片被看作一次「示威」,向国际社会展示伊朗的文化实力。从对伊朗社会、家庭的客体性反思,触及到现代社会共通的性别、教育、人性话题。「在政治家之间谈论战争、恐吓与侵略时的时候,他们国家的名字‘伊朗’在此以他光辉的文化而被提及,这是一种隐藏在政治尘埃之下的丰富而古老的文化。」5年后,他的《推销员》更是将美国的《推销员之死》与伊朗新浪潮开山之作《奶牛》的文本相融合,再次问鼎奥斯卡。同代导演贾法·帕纳西、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也都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因势利导的一时调整,并不是出于对伊朗电影发展的真正关切。深植于文化基底的宗教始终未变,注定伊朗电影始终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即使今天伊朗电影已经蜚声中外,但伊朗本地人依然很多都看不到或者只能看阉割版。伊朗的电影神话,是一代代伊朗电影人风雨不改、纵马横刀的结果。拉开伊朗电影变革序幕的《奶牛》,因揭露贫困村庄里的绝望现实被禁。贾法·帕纳西的《越位》,在明令禁止女性看球的环境中,公然拍女性看球的故事。《无邪》揭露伊朗强制服兵役、执行死刑,以及司法体系等各方面的社会弊病。纪录片《禁止收看》,呈现伊朗民众受限的资讯与言论。2010年3月,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和贾法·帕纳西被捕。一次次上诉后,拉索罗夫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2年旅行禁令以及终身禁拍电影。帕纳西被判6年有期徒刑,20年内不得制作或执导任何影片,不得写剧本,不得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不得离开伊朗。演员瓦法米尔因拍摄批评伊朗保守风气的《出售德黑兰》,被判处1年监禁及鞭笞90下;参演《出租车》的伊朗人权女律师,被判处38年监禁和148次鞭刑;贾法·帕纳西用「非法」手段拍出纪实影像《出租车》,拍下伊朗出租车内不见光的光碟交易,毫不留情地批评伊朗政府固步自封的腐朽面貌。今年一部揭示伊朗女性困境的《圣蛛》,导演拍摄时被捕,后又遭到驱逐,最后依然坚持在邻国约旦完成拍摄。电影之外,还有很多电影人因为对社会事件的发声遇害。比如最近的反头巾运动,《推销员》主演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冒着危险发声。相比内娱明星在公共性话题上只顾明哲保身,他们的勇气让人惊叹。生存空间被挤压到避无可避时,反抗就成了唯一的出路。阿巴斯曾在采访中说,「限制给了人们发挥创造力的机会。」正是对自由的不舍追求,锻造了伊朗电影永远涌动、旺盛的生命力。
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伊朗电影的发展足以给我们启迪。每次一提到中国电影的低迷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于受限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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