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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喷死前我就要顶风安利

态度作者：Sir电影 2020-12-16 23:42:28 阅读：398

Sir要讲一部犯禁的新片。

有多犯禁？

举个成年人的例子，脏话。

我们生活中最脱口而出的脏话有哪些？

（Sir就不说出口了，你们自己默念）

众多语言学家的研究中，学术上对脏话的定义有两条通用的特征。

其一，情绪；其二，禁忌。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最常用的脏话，背后即大多数人最避讳的禁忌。

死亡，亲人，性。

今天要说的片子，三条就占了两条。

做好心理准备。

它的赤裸不会让你骂娘。

而是让你无话可说。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

还记得那部大火的台剧吗，《我们与恶的距离》。

如果说《与恶》是一次对良心和公义的叩问。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就是一次面对黑暗不加修饰，没有温度的窥视。

主角之一，《与恶》的案件原型——

捷运“杀人魔”，郑捷。

2014年5月21日，台北捷运杀人案。

21岁的东海大学大二男生郑捷，在台北捷运江子翠站随机砍人，造成4人死亡，22人受伤，犯下台北捷运史上最血腥的刑事案件。

法院宣判：郑捷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案件轰动全台湾。

一时间社会上回荡着同一个疑问：到底为什么？

海报里那句醒目的话：“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想问我儿子。”

Sir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至今没有结论。

或者说，“结论”很多：

媒体报道的，警察调查的，法院判的，甚至他自己交代的（一心求死）……

《死刑犯》尝试把问题缩小：

郑捷，还有像他一样臭名昭著的死刑犯们，会是个怎样的人？

这么一问，有了“反转”。

答案，牵扯出更多我们忽略掉的问题。

郑捷是个怎样的人？

辩护律师黄政豪总结：

两个字，求死。

三个字，求速死。

郑捷曾在招供罪状中说，从国小五、六年级开始，就有想杀人的动机，这让他感觉活着很累，想被判死刑。

他选择在成年后动手，因为法律规定年满18岁，才会判死刑。

之所以选择无差别大规模杀人。

是希望犯下这样的重罪，来让自己得以速死。

犯案之初，他坚持不请求辩护律师和法律扶助。

且在行凶时没有喝酒吃药，保持意识清楚。

一次计划周详的“自杀式”袭击。

基于以上原因，以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本案创下了台湾司法史上“定案后18天执行、7小时完成审查签署、只执行1人死刑”的罕见纪录。

一个罪无可恕的杀人犯，当然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辩护律师黄政豪的态度是，杀人犯也有辩护的权利。

他的一番话，让我们看到台湾地区司法界对量刑的探讨：

黄政豪：我会尽一切可能性去做，保障你的合法利益，我不可能扭曲证据，违背事实，你有做过的我绝对不会说没有做，但是我认为需要调查的，我觉得一件事情也不能少。

郑捷平均每6.8秒砍一人。

固然是“恶”。

恶背后呢。

如果求死，为什么不选择自杀，而要选择一种让父母受伤的方式？

这个问题Sir先留给你。

下面还有线索。

郑捷经历了什么？

律师黄政豪第一印象：防御性很强。

面对律师的沟通申请，他对外口径一致，只说自己会配合。

一心求死的人，还防谁？

家人。

唯有在涉及到家人时，他有明确要求——

我不要牵扯到我的家人

他不愿家人为他出庭作证，即便作证对他有利。

据台北看守所施教人员笔录记载，郑捷被问及对被害者，有什么要说的。

他沉默了。

而得知父母下跪道歉，他回答：

我对不起爸妈。

这是一个感人的亲情故事？

想多了。

下一幕马上让你收起同情。

整个案件过程中，律师坦言，和家人碰面次数只有一两次。

接通律师电话，郑捷父母很忐忑，怀疑通话被监听。

孩子杀了人，父母无法积极面对。

乍一听，怎么可能。

父母作为至亲之人，他们不出面还有谁会出面，敢出面？

仔细想想，又太合情理。

面对整个社会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站出来积极应对。

在巨大的社会声讨下，无数话筒怼到面前。

戴着口罩的家人目光闪烁，根本抬不起头来。

唯有一次一次——

下跪，道歉，再下跪……

还不够。

随着郑父不断起身，人群中依然爆发出怒喝：

“别假了！”

愤怒绝对是有道理的。

4条人命凭空消失，4个家庭家破人亡，不骂你骂谁？

反过来想——

郑父何尝不也家破人亡。

当道理遇上道理，没办法，只有站在人多的一方。

于是郑父还是颤抖着说出那句大家想听到的话：

“我真的很痛，但我必须讲，法官能够速审速决，来告慰受难者家属”。

郑捷是施害者，行为罪大恶极。

比起丧子之痛，一个更大的谜团还将困扰他们的余生。

教养出一个杀人犯儿子。

自己在哪个环节做错了？

这个问题，Sir依然留给你。

还有一条线索藏在另一起案件里。

它与捷运案的不同在于对亲人的态度。

弑父案。

2010年9月，新北市新庄男子陈昱安，因不满父亲分家产，砍杀父亲111刀致死。

依照杀害直系血亲罪，陈被判处死刑。

与郑捷父母的不愿面对不同。

陈家人对儿子的态度——恐惧、躲避、甚至仇恨。

怕他出狱后报复杀人，坚决支持判处死判。

陈昱安从小由祖父母在台南带大，因被骄纵惯了，回到台北父母身边后，也不听管教。

与父亲关系一直不好。

在一次被父亲赶出去后，他去买了凶器，守在家的单元门口，待到父亲出门，陈冲出来动了手……

一段令人胆寒的对话，来自陈昱安的讯问笔录：

问：监视器画面里你拿菜刀砍杀之男子为何人？

答：是我亲爱的父亲。我砍了几刀好像没用，我就又重复砍脖子，发泄我27年来心中的不满与愤怒。

家庭的缺失造成凶手的冷血。

奇怪的是。

任何一个陌生人接近，似乎又能重新唤醒这个恶魔的温度。

比如志愿者。

废死联盟法务主任林慈伟，怕他彻底和外界的连接关系断掉，大概一两个月会和他通信一次。

两人间维持的通信多达62封。

比如律师。

凶手最开始的辩护律师去看守所看望陈，他非常开心，蹦蹦跳跳地赶来。

与这些外人的接触中，陈第一次体现出“人”的模样。

他有欲望。

对钱的欲望。

律师和志愿者，不管和他聊什么，他都会围绕着一个主题：

需要钱。

而钱的价值，恰恰是他在“家人”那被灌输最多的。

陈昱安与志愿者的通信中写道：

虽然我有生我的父母，可他们从来不听我的心事，不重视我的内心感受，却以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灌输了我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中唯有金钱至上的至理名言。对我而言，背叛伤害我的一切人事物，就只能以死来偿还。

似乎陈的怨念还没有结束。

他还想完成精神上的“弑父”。

就像《风平浪静》中的章宇，他们都是升级版的“哪吒”。

它比哪吒的故事多出了一把刀。哪吒拿起剑，说爹爹，孩儿的命还你。古典的文本就到这儿了……但原剧本是，“哪吒”宋浩用刀捅了自己，说“我还”，其实下面还有一句被剪掉了，是说“你也还”，用刀把宋建飞给捅了，完成了弑父。

钱，就是那把刀。

问题又来了——

陈弑父究竟是出于对家人极度的爱，还是极度的恨？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

可以看出来，《死刑犯》是希望提供另一个角度，引导社会进行反思和追问。

一边是杀人犯作为犯人的罪孽；

一边，杀人犯作为“人”的尊严与人性。

谁更大？

可惜，作为纪录片，它显得捉襟见肘。

素材有限，采访人物有限，对案件深入程度有限……

而在生死这样沉重的话题上，它更显得有点不负责任。

受害者视角的缺失，让它对凶手的喟叹和同情变得单薄。

天平两边，有失偏颇。

唯有一个瞬间，Sir真正动容了。

意想不到的角色出场——

负责处理郑捷尸体的殡葬师。

他在镜头前完整地叙述出郑捷枪决后，他如何机智地在媒体围堵下，低调运走尸体。

为郑父提供“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机会。

父亲见着了，母亲呢？

规定只允许一名亲属到场。

于是这位人兄想出一招：

大体净身，放入棺木后，拨通电话给郑捷母亲。

把电话放在死者耳边，在火化前，让妈妈说出想对儿子说的话。

一个放电话的动作。

是法理之外，“人”的温度。

更是对所谓“禁忌”的冒犯。

如果说《死刑犯》真正让我们有所反思，Sir觉得就一点。

在真相面前，别害怕犯禁。

当我们因为传说而远离那座城堡。

高墙圈住的，可能不是一只凶狠的野兽。

是我们的善意。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布拉德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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