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3人在玻璃栈道上跨过护栏纵身跃下,当场死亡。天门山玻璃栈道(图|视觉中国)有大V认为自杀是个人行为,和社会环境没有必然联系。类似的,还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也借此呼吁重视年轻人心理问题。既然已付出了如此沉重的生命代价,理应唤起更多的反思。对这一新闻,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的残酷将普通人逼到了此般境地。脑海中很容易就浮现出国产片里那些总是灰头土脸、风尘仆仆的农民工。
而且报道中所写的,自杀者曾月收入八九千,情况差时月收入三千,这其实算不上收入极低。不仅不能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提供助力,反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拖累。年轻人外出后和家里几乎断了联系,寥寥几次见面也是低头玩手机。朋友的描述中,他们大多沉默内敛,总是封闭真实自我,的确很像抑郁患者。像《大象席地而坐》中,失语成为常态,沟通能力全无,人与人之间彻底失去理解。一点摩擦都会成百倍放大,生活正是这样被不断累加的戾气推向灰败的死胡同的。表示自己或身边的朋友出身底层,也经历过坎坷,但并没有陷入不幸深渊。因为他们要么从家人、朋友身上获得了精神慰藉,要么借助专业的治疗,重新获得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但仔细想想,这一事件如若落在抑郁症的普及,难道不是完全偏离了重心吗?父亲患癌,家中收入来源只有母亲每个月2000块打工挣的钱。
父母早年离婚,家中极为贫困,房子盖在山上,砖头还露在外面。回想一下,抑郁症题材的电影主角不是精英就是中产,少有穷人的身影。现实中,人们也是通过张国荣、崔永元、雪莉等名人了解抑郁症的。不是说抑郁症是精英病,而是「治疗抑郁症」对他们来说太遥不可及。正如报道中所写,他们的工作饱和,没有额外的钱和精力 。彭某做水泥工时一天工作10小时,纯体力活,活也很脏,每天干完活后浑身都是泥。纪录片《18岁的流水线》揭示的富士康工厂,月工资更是一度高达18600元。但条件极为苛刻,没有五险一金,可能会因为各种状况被扣钱。更重要的是,信息闭塞地区的人更缺乏对抑郁症的认识。2009 年《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是城市的1.4倍。但在湖南浏阳调查的295例抑郁症患者中,确诊为抑郁症并接受精神药物治疗的仅有3例。
也就是说,在农村,即使大部分人的确身患抑郁症,但他们却生活在一个对抑郁症一无所知的世界。因此,我们不可能绕过具体的现实社会问题,抽象地探讨抑郁病。笼统地归因为「心理问题」,实际上是对具体的人事缺乏想象,对他人的生活缺乏理解。否认自己、他人的贫弱困境,回避受害者身份,是恐弱表现。三联的报道直指「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这种相似性本身就将这一事件指向社会群体的困境,挑战着大众贫瘠的想象 。近两年,可以发现,人们对体力劳动以及体力劳动者存在许多误解。不少格子间的年轻人因为不满精神内耗,都将去工厂打螺丝、做保洁等看作一种新型gap方式。甚至官媒、专家也表示年轻人应该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下工厂。这些说法其实都隐含了对底层的轻视,似乎只要放下自尊,就可以轻松胜任。片中,漂泊异乡的打工者,可以说完全被困在流水线上。
因为贫困,被肆意踩在脚底,除了一条命,再无反抗的资本。做前台的小玉不肯答应客人的按摩要求,被用钱一遍遍砸着脑袋。厂里工作的小辉,因为厂友和自己聊天时一时疏忽割伤了手,居然被老板勒令赔付厂友的误工费。就像天门山事件中,一开始做水泥工的彭某,不安于这一劳碌、肮脏的工作,改行做了理发师,工资很快就跌了一半多。美容院工作的女孩,突然没了底薪,工资太低,前不久刚离职。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尝试换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往往是最容易被替换掉的。殊不知对他们而言,一个人的工资,背后撑着一个家庭,一个人失业,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坍塌。而且不同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除了物质压力,还被困在精神贫困的牢笼中。即使家庭一贫如洗,还坚信天价彩礼是婚姻的必需,为此自断爱情之路。这些普通人看来可以消解掉的困境,在他们身上都成了无路可走的「天注定」。《我的诗篇》中,24岁工人许立志自杀前写下《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和陌生人说话》中,一位父亲经历了丧子之痛后,成为一名卧底约死群的「网络劝生者」。不可否认,「约死群」及其背靠的网络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助力酿造了这起悲剧。从好的一面看,4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因为相似的境遇结缘。比起亲友,无利益瓜葛的陌生人之间更易敞开心扉,相互慰藉。但更灰暗的一面是,当对现实境遇的体认得到加固后,想死的念头也会更易被煽动。网络的虚拟场域中,道德规约和社会责任本就极易失效。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曾提出「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指群体讨论过程中,趋同的观点会被不断强化,最终导致群体极化现象产生。《自杀俱乐部》中,年轻女孩集体自杀,表面上看是她们与身边人失去了有效连接,她们自主地选择这条路径。
但很显然,在群体狂欢之中,她们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了盲流中的傀儡。网络「约死」群相关报道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报道。 尤其令人惊愕的是,十年前后,「约死」的群体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也是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
十多年来,平台查封过大量群组,可类似悲剧还是没能遏止。有人会被一句话拉回来,有人一心求死,最痛心的是有人会因为群成员的刺激、教唆而选择死亡。可这次事件中,四个人都毅然赴约,而且在跳崖还做了服毒准备,服用剂量远超致死量。但实际上,很多误入邪教的人,也大多正是走投无路、精神受折磨的普通人。这种不问具体缘由贴标签行为和抑郁症的说法一样,并无益于理解他们的痛苦。这四个年轻人死后留下遗书,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解释缘由。如今,针对这一事件,还有不少人认为不应该过度解读、扩散。认为这是极端事件,大规模传播会误导年轻人的价值观。但就像《自杀俱乐部》中所说,那些坚持下来的人距离自杀也没那么远。急于与「负能量」割席,黑暗早晚也会吞噬到光明的一边。一个冬夜,她走向江边赴死时,遇到一个同样求死的老奶奶。老奶奶说「孩子,水太冷了,是吧?我们到了春天再死吧。」生存艰辛,生命脆弱,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和爱却始终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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