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了，怎么香港还有这种反社会的“奇案”发生？细看案件背后，像是一部港版《寄生虫》的故事，集结了社会阶层、财产争夺、人性深渊......错过香港上映的Sir，这回可不能再错过了。它刚上映，Sir就已经写过一次预告了。（戳这里回顾）2013年香港发生的大角咀双尸案，凶犯周凯亮携好友谢臻麟，策划、谋杀自己的亲生父母，杀人后分尸，并将残肢冷冻于冰柜之中。同样是碎尸案，以至于案件发生时就有人提到了这部电影。导演何爵天并不是只想将这部“奇案”拍得光怪陆离，血腥异常。
它以“十二怒汉”陪审团模式，与涉案的两个人为中心，打开香港城市的内核。和以往的奇案片不同，《正义回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电影的第一秒，第一个镜头，就把案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观众。电影开场没多久的一场戏，张显宗作为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不仅将父母杀害后，还找来了记者拍了一部“寻亲片”，妄图拖延、干扰警察的判案时间。甚至，在他说出“警察”这两个词时，双眼紧闭，是回忆父母走失的信息？不如说，他着实是一个烂演员，把“撒谎”写在了脸上。△ 电影里这一段，可以说是精准复刻youtube上周凯亮的视频没错，导演告诉我们，一个人撒没撒谎，语言不重要，眼神才重要。
于是，当表姐在审判席上被问到张显宗是否利用了对他的关心时。
它像是在阴暗的门缝里，窥到了一丝光明，这种光，有一种宗教意味，也具有很强的信念感。在表姐的供词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从小被无视的张显宗。
家庭无视他的选择，从小不让他打篮球，逼他学钢琴，所以他身体发育矮小，在澳洲留学时也饱受同学的霸凌，由此一直责怪自己的父母。社会无视他的存在，面试工作，公司却已找了更合适的人选，插在他前面。他对希特勒极度崇拜，以至于觉得自己在那个时代，可以做到希特勒所做的事。
所以，当镜头面对张显宗时，现实与幻觉相重叠的画面，时不时地就会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他将自己幻想成为希特勒，并且幻想了身边也有一位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无时无刻地在注视着他，并且进行跟拍。他将这些时刻，都意淫成为了他的“show time”。极度的自卑促成了极度的自大，他急切地想变成另一个人，急切地想证明自己。
他抓住了这一0.1秒的轻蔑，在发现被无视后，他并没有移开目光，而选择盯着面前的律师。他恨这种无视，但，也屈服于这种无视，越是被无视，他越想去证明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别人猜不透的人，拥有把控全场的能力。
他并没有真的试图去把握面试成功的机会，而是处处语带攻击，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当记者问他杀人的感受时，他并不急着回答，而是岔开话题：
所以，当精神医生说出唐文奇的智商不足以计划杀人时，张显宗露出了自豪的微笑，且同意医生论断，附和点头。智商只有75，曾经多次自杀，导致记忆力受损的一个胖子。作为一个需要有人认可、崇拜的张显宗来说，唐文奇是他最合适的崇拜者；而唐文奇时常被人欺负，张显宗显然是最佳保护者。举个例子，在唐文奇自杀未遂被姐姐救后，第一句话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轻松地，就将姐姐拴在了自己的身边。
也是一句话，“你人很好”，接着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补了半句，“好像”。没有朋友的张显宗第一次听到有人肯定，自然高兴，而后半句似是而非的“好像”，又促使他努力去证明自己，于是，他自然而然地，也就将唐文奇当做了自己的朋友。在张显宗眼里，他和唐文奇的关系，就是高智商的人在以“某种方式”控制低能儿。其实是唐文奇，恰如其分地“控制着”他呢？或是，唐文奇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低能？在法庭上，律师拿出他的笔记本，他的口供等证据，想让唐文奇认罪。他却能清晰地模仿出被警察暴力问询时的一举一动，甚至精确到了语气跟表情动作里。对自己有利的记忆精确，对自己不利的完全忘记，也许，唐文奇的家人、律师，已经教会他一套说辞。唐文奇的辩护律师说，可能傻人有傻福，暗示着辩护方向......唐文奇的姐姐教着弟弟“听话”，只要他跟要求照做就行......就如吴律师说的，唐文奇用自己的“胖子”“弱势群体”“自杀者”的样子，佯装可怜，获得周围人的同情。他不是惨，他是用惨让别人同情他，获得自己生存空间。只要，把“笨”发挥到极致，让陪审团的人同情他，就赢了。张显宗一次与唐文奇谈起，自己想自杀，割脉，喷得整个屋子里都是血才最好。张显宗的故事里，胖子劝他不要自杀，对他说：“反正也是死，杀人也是死，不如杀人，多带几个人下去。”但，在唐文奇的故事里，是因为张显宗觉得自己死，不过瘾。
一句话，在这两个人的嘴里，真相俨然就成了一种“罗生门”的闹剧。但有意思的是，导演并没有将视角放在案件真相的追查，或是自己编一个“罪无可赦、大快人心”的故事结尾。以8：1，裁定张显宗有罪；却以全票通过，裁定唐文奇无罪。双眼无神，呆滞宛如一个提线木偶，而一只他最害怕的蜘蛛，正慢慢从胸口慢慢向他爬去.....或是，他也可能是陪审团们相信的那样，就是个误入歧途的可怜人。判处谁有罪，谁无罪，其实并不是这个电影的最终目的。《正义回廊》更大程度上，是在追问所谓公义到底为何物？比如，舆论能否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法庭是否是个可以实现公义的地方，人们所见的真相是否真的是真相，等等等等。导演是疑惑的、踌躇的，就像站在回廊中间，眼前曲折环绕，总是望不到头。
但对Sir来说，这些思考似乎过于“宏大”了，我更关注的，其实是更小的方面，比如——无论是在自己的口中，还是别人的叙述中，张显宗都是一个冷血动物，是没有同理心的。电影的结尾，张显宗与哥哥会面，哥哥说原本的遗产里就有张显宗的份，他满脸错愕，而当哥哥继续说律师建议剔除他的名字并挂断通话时，他忽然崩溃了。
与其说是他在幻想的博弈中落了下风，不如说，是他忽然意识到，他是真的被彻彻底底地抛弃了。
不，也许，“没有同理心”，不过是他掩藏自己的一个借口，是一件自以为无往不利的武器。当我们看惯了奇案电影，看惯了《羔羊医生》《溶尸奇案》《纸盒藏尸》《人肉叉烧包》《乌鼠机密档案》，甚至于一系列多部的《香港奇案》，是否会产生同理心的钝化或退化？
最直接的一场，就是陪审团讨论，他们“仿佛”真走进了张显宗的家里，看见他在自己面前杀人。有人害怕地在角落缩成一团，有人甚至像看到血了一般，狂呕不止。
越吸引眼球，就越让人忽视“奇案”中受害者的悲惨，以及这个社会的失责。凶杀案当晚10点，龙尾村的街坊就已经听到了传出来的吵架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却没有人报警。甚至，在深夜里，还有人听到在房间里传出撞击声，虽没有大声喊叫的声音，但也持续了10分钟左右。在“奇案”的包装下，除了对案件“猎奇”“八卦”之外，是否还应该问一句：如果，在10点时，有人听到争吵后报警，那故事是不是就会完全不一样？在消费着花边新闻时，它可以是个谈资，一个八卦，但，它更是一件血淋淋的可怕的真实故事。由于打了太多官司，以至于对案子的理解只剩输赢：“给这样的杀人犯辩护，不知道算是买庄还是买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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