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电视台记者戚小光历时五年,拍下了一部叫《女子宿舍》的纪录片,豆瓣9.6,760人评分。
两个女人哭着抱在一起,互相诉苦、彼此慰藉;一对被抛弃的母子,孩子跪在地上对跟前的人说:“管管我吧。”一个女人在镜头前自述,“自己要挺住”.......最接近它原貌的,是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的一期节目《女子宿舍实录》。黑漆漆的胡同里,分布着20多家“女子宿舍”,住宿一晚只需2、3元。20多人挤在十多平方米的公寓里,床褥像是从来没有洗过,蟑螂臭虫也随处可见。记者问了其中一位妇女,家在哪里,或是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对方觉得这个问题显然太过荒唐:“哪有家?有家谁在这啊,热坑头不好吗?”住在里面的,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女人,这是她们唯一可以安身的避难所。“现在没有眼泪了,不像早些年那眼泪哗哗的,都哭干了。”她每天的伙食是一块钱的花卷、咸菜,有时再花一块钱买点豆腐脑,补充补充“营养”。年轻时候的方淑珍很漂亮,不到20岁时就嫁给了同村大他13岁的男人。
待在农村48年,从未来过城市的她,“那时候经常迷路”。
刚开始是跟着工程队做倒水灰,但两年后,体力跟不上了,工队嫌弃她老了,也不要她了。
后来就是在托老所照顾几十个老人,端屎端尿,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老人们都很喜欢她。
她这样形容,当时丈夫抓住她的辫子,往地下一摁,就是一顿打。王淑芹在34岁时和这个丈夫离婚了,两个儿子都留给了前夫。36岁时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结婚1年生了一个孩子后,丈夫却跟她离婚了。
王淑芹后来回到娘家,找了一间临时盖的房子,和儿子相依为命。
由于无暇看管,儿子扒倒了烧水壶,烫得身子疼,每天都痛得哇哇叫。
有人就给她出了主意:把孩子抱到菜市场,让一人给一块钱,给孩子伤口上糊上点药。到了7岁时,儿子就已经会自己做饭,带到田间来和妈妈一起吃。小学没读完,就到城里打零工了。
因为贫穷,因为遭到家庭的抛弃,这群悲苦的女人把女子宿舍当成了家。
手机充电要交5毛,洗脸的自来水要控制水流,大家说她掉进了钱眼里。一天24小时也挤在这里的小床铺上,和这里的住客一样同住同吃。孙二娘这家公寓从她48岁一直开到58岁,一开就是10年。就在这里的劳务市场,她靠摆摊卖香烟,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当时在摆摊卖烟的她,遇到了很多有困难、单身的女人。孙二娘看到宿舍里的姐妹找不到工作,或者就这样躺着时就急了。
这里人脉比较广的她,就经常带着姐妹们出去发发小广告,帮她们赚点吃饭的钱。但是有人没钱看病向大家借钱时,孙二娘又是最大方的。
辛苦拉扯大的儿子有工作,结了婚,夫妻俩住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平时对她还很孝顺。
每一个住女子宿舍的人都有自己的苦,但她们选择来这里,多少都还有一点对生活的希望。
哪怕在仅有的一个床位里,还会挂着几个气球,或是贴上几张海报。她们相互之间也会倾诉自己的不幸,尽管也帮不了彼此什么,但说出来心里总会舒服很多。女子宿舍里的人,仍在努力抓住仅有的一点温暖和圆满。
宿舍里有一个老奶奶,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平时靠捡废品交房租。
她一直说不清自己的家在哪里,但是又很想自己的女儿。
当她坐在劳务广场上等着派活时,突然就歪下去,死了。
中年女性或许还可以靠着自己的劳动力,或是靠“嫁人”的方式获得一个家。她们是这个社会的沦落人,有的人停泊至此相互慰藉,有的人只能像候鸟一样匆匆而过。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这些失去娘家支持,被丈夫抛弃,又不被子女赡养的女人。
方淑珍的大儿子生活困难,小儿子重病在身,还欠了10万元的债务。因为小儿子病发,她回去帮忙干农活,但却被儿媳嫌弃,赶出家门。
回到了女子宿舍后,她因为心情郁闷几个月没去工作,生活更加窘迫。
一次大儿子来找她,她知道,能够让儿子大老远跑来的,不是想要看望母亲,还是为了钱,为媳妇看病。方淑珍说自己没有钱了,但还是掏出了100元“巨款”。王淑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在监察局上班,一个是局里的干部。因为长期在水田地干活,被农药浸泡,两个手掌受潮,常年发红。在一连一个人擦了6层楼的玻璃后,她的手疼痛难忍,无法继续工作。只能找儿子打电话借点钱上医院买点药,但两个儿子还是互相推脱。
当被问到,这个节目将会在电视上播出,不担心两个儿子被大家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吗?
她的小儿子,现在在饭店干厨师,一个月工资一千多块钱。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不忍心看母亲继续住在女子宿舍,给母亲租了一间房,房租每月300块钱。
王淑芹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她向记者介绍自己的新“家”——一个人住一间房,有空间放自己的东西,有电视机和电饭煲。
曾在《中国青年报》报道和纪录片预告片中出现的一对母女,张艳秒和王芳。
张艳秒曾经在宿舍里,像个“祥林嫂”一样,逢人就哭诉自己的悲惨过往:对于自己的一生,她有一个比喻,听起来生动又让人悲哀——
当年的王芳17岁,少女一般的年纪,劳务市场的香饽饽,也有很多男人疯狂一般追求她。
那时候的她,总觉得自己和妈妈、和女子宿舍里的女人都不一样,“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今天还会有什么样的人,继续走进2元、5元、10元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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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小津安4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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